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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旭（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20世纪中期，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将共情定义为“准确感知他人内在体验，并传递理解”的能力，将其视作来访者改变的充分必要条件，使得共情受到广泛关注。当前关于心理治疗中共情的研究一致表明，治疗师的共情能力是治疗效果的重要预测因素，并且不受治疗师理论流派的影响。此外，共情还涉及一个人如何理解另一个人，这种“感同身受”的心理能力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合作的基础。因此，共情在认知神经科学、社会认知等其他学科领域中也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共情的基础与成分

　　“共情”（Empathy）一词最早源于德语“Einf ühlung”，作为一种美学体验，意为“将自身感受投射到客体中，从而产生某种形式的审美欣赏”，后经心理学家铁钦纳译为英文“Empathy”并引入心理学领域。国内早期的翻译也各不相同，包括“通情”“共感”“同感”“同理心”“神入”“感情移入”等，目前普遍采用“共情”这一译法。

　　神经科学研究揭示了共情的生物学基础。人类大脑中存在镜像神经元，当观察他人行动或情绪表达时，这些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仿佛个体自身在经历同样的事情。初级的共情就是以镜像神经元系统为基础、由具身模仿引起的情感共鸣，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例如，刚出生几个小时的婴儿会被其他婴儿的哭声感染而开始啼哭，自动模仿大人的动作和表情等。随着相关脑区发育成熟，个体被动的情绪感染开始降低，逐渐发展出主动的情绪调节、观点采择和有选择地参与他人情感的能力，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作出恰当的反应。

　　共情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成分：情感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产生的自主情感反应，如看到他人悲伤，自己也会心生难过；认知共情指个体对他人情绪与心理状态的理解，如推断他人的处境；行为共情指个体的外在反应，如安慰哭泣的朋友。也有研究者提出，共情还应包括动机成分，强调个体的主观选择，只有共情带来的获益超过付出的成本时，个体才愿意共情。

　　心理治疗中的共情

　　罗杰斯阐述了共情的疗愈机制。人本主义相信，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并且天然地能凭借内在的机体评价过程判断某一经验是否有助于自我成长。当个体因社会评价形成“价值条件”（如表现优秀才值得被爱），其自我概念就会偏离机体体验，从而迷失自我。人本主义治疗师尝试创造一种现实生活中稀缺的关系场域，在这种治疗关系中，治疗师充分共情和理解来访者的感受，无条件地关注和接纳来访者，真诚一致地表达与沟通。这种关系的建立能够让来访者逐渐打破价值条件的束缚，重启机体评价过程，进而走上自我实现之路。其他治疗流派虽然不像人本主义治疗那样将共情本身看作具有治愈作用，但也都将共情作为理解来访者、建立治疗关系、增强技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从过程来看，心理治疗中的共情至少包括以下三个阶段：首先，治疗师进入来访者的内在世界，设身处地（认知共情）、感同身受（情感共情）地理解对方的体验；其次，治疗师再回到自身，区分自己和来访者的体验（自我监控）；最后，治疗师将自己的理解传达给来访者（行为共情）。这一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进入来访者的内心世界就是通过“穿上对方的鞋子”，想象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来模拟其体验，本质上是自我体验的投射。当感受到对方与自己相似时，共情更容易发生。但如果被来访者的相似经历激活太多个人体验，也可能导致治疗师的注意力转向自身，干扰对来访者的理解。当然，相似经历对共情而言并非是必要的，治疗师不必经历来访者的创伤也能共情。当没有切身体验时，治疗师仍然可以通过认知推断来共情。

　　理解来访者的内心世界之后，治疗师还要回到自身，将对方的体验和自己的体验分开。许多人误认为治疗师就是做别人情绪的垃圾桶，其实研究表明，与其他人相比，治疗师共情时反而经历了较少的个人痛苦。个人痛苦代表对他人状态的过度认同，治疗师自我他人区分的能力既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准确理解来访者的前提。这要求治疗师在共情的过程中保持一定的自我监控和觉察能力。

　　罗杰斯强调治疗师的共情理解，连同真诚一致和无条件积极关注一起，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被来访者知觉到。在言语上，能够将来访者混沌模糊的体验准确而恰当地反馈出来，是对治疗师从觉察能力到语言艺术的全方位考验。此外，治疗师还可以通过非言语信息传达共情。有研究表明，治疗师和来访者身体动作的同步性能有效促进治疗关系。

　　中国文化的影响

　　心理治疗中共情的概念源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边界的重要性，并鼓励直接讨论情感。在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进行实践时，还需要考虑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的情感表达是含蓄而内敛的。受儒家礼教“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观念和“行胜于言”价值期待的影响，中国人倾向于借助隐喻、在肢体语言或行动等间接方式传递情感。在生活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更多通过建议、安慰和行动支持等方式表达理解和关心，而回避对情感的直接讨论。此外，以“礼”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体系强调社会秩序和等级关系，每个人都要根据自己在关系中的角色遵守一套相应的行为规范。例如，在亲子关系中，“严父”的角色期待在要求父亲克制情感保持威严的同时，也使子女在共情父亲的情感时面临压力。

　　心理治疗中的治疗师和来访者也会受到中国文化这些特点的影响。对于新手治疗师而言，共情就意味着直接讨论情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做好共情往往需要大量的刻意练习。中国的治疗师其实是与来访者一起在学习如何更为开放直接地面对情感。而中国的来访者习惯将治疗师看作专家与权威，进入治疗时往往期待能快速解决现实问题，希望治疗师提供明确的建议与指导，而非仅仅是倾听与理解。在这样的期待下，共情可能显得缺乏“效率”。在治疗中，来访者要慢慢习惯将注意力从外部转向内部，在治疗师的协助下，仔细观察自己的内心世界，体会情感的流动。

　　心理治疗中的共情或许能够为来访者提供一种新的人际体验。来访者通过共情感受到与治疗师之间建立的平等、尊重与理解的关系，并将这种体验扩展到生活中。这或许能够帮助来访者找到自我表达与社会期待之间的平衡，更自如地用情感表达来打破人际关系中的隔阂。与此同时，中国的心理治疗师也需要对中西方文化冲突带来的挑战保持敏感，努力探索适合本土文化的咨询与治疗方法。